在古代，太子读书需要诸多角色协同：太子太师教文，太子太傅教武，太子太保保护安全，还有专门的陪读人员。未来，在人工智能技术（AI）成熟的条件下，每个孩子都能像太子一样读书，这不是因为它能提供一支队伍，而是能提供像一支队伍那样成体系的服务，精准定位学习盲区、量身定制学习方案，真正实现梦寐以求的“因材施教”。这是科大讯飞执行总裁吴晓如的畅想。
科大讯飞执行总裁吴晓如在“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今年是吴晓如创业的第十九个年头。19年前，他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和刘庆峰（现任科大讯飞董事长）等十几名同学在实验室里做着一个梦：“让机器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如今，梦想逐渐照进现实，吴晓如有了新的愿望——让机器读懂人的内心。
“技术酷”最终变成“应用酷”
7月初，《环球人物》记者在国家会议中心见到吴晓如。白衬衫，西装裤，语速快，这样的形象仍然没有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位公司管理者，十几年的科研生涯让他一直保有温润如玉的学者风范。当谈起科大讯飞，吴晓如用一个“酷”字形容。
“团队酷”，他们在实验室里创业，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技术，一直坚持到今天；“技术酷”，从开始的语音合成技术，到后来的图像识别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一旦决定研究一项技术，就常常能把它做到国际领先”；“应用酷”，吴晓如说：“做技术不能只是自娱自乐，最终要回到应用，探索形成新的产品。不能被别人说：‘那些技术只能在实验室里秀一秀而已！’”
2010年，国家语委要求全国各省市全面使用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系统。这套系统正是由科大讯飞在国家语委的指导下研发的。当然，科大讯飞的评测机也曾受到质疑，当时测试中心老师提出两点：第一，这个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机器怎么可能给人做语音测试？第二，机器的检测结果我们也不敢用，因为这对学生不负责。最终，科大讯飞用一个比赛说服了质疑者。受测省集合了省内最好的20位测试员，将他们的测试平均分当成基准分。最后将20位测试员和测评机的结果与基准分比较。多次测试后，发现测评机的测试分数与基准分最接近。
如今，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已开展中高考英语听说考试的10余个省市，已正式使用科大讯飞口语评测技术。2017年，在53万人参加的医师资格考试中，科大讯飞的智医助理考到456分，在所有的考生中排到前6%，如今智医助理已经指导一线医生问诊。
人工智能产品已经涉及很多领域，科大讯飞的核心战略是“平台+赛道”，教育是其中的核心赛道之一，吴晓如说。“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教育领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吴晓如解释说，“中国的教育资源是比较缺乏的，尤其是高端的教育资源。现在很多学校都是大班制教学，一个班有几十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很难去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在最近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上，吴晓如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班级学习中，有些同学能按照老师的步骤一步步往前走，测练往往可以取得80分以上的成绩，他们被称为优秀生。但是也有一些学生比较调皮，他们第一课有10%的东西听不懂，到了第三课、第四课，有20%—30%的东西不懂。别的学生在期中考试时都拿到90分，他们只考了60分。一次没考好，不一定是“差生”，但如果连续两三次考差，老师和家长就很可能给他们贴上“差生”的标签。但也许这些学生未来在某些方面很有潜力。
面对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结合就可以发挥作用，将学生上课时的表现、课后的学习情况等转化成数据，依据这些数据就能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画像”，让老师和家长依次定位学习盲区，提供个性化指导，让“落后10%”不再成为瓶颈，那么，班级就不会再有“差生”了。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相结合的研究，中国确有得天独厚优势。特地来北京参加“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的国际教育数据挖掘协会主席Mykola Pechenizkiy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一方面，相比于欧洲各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资金投入，尤其是与教育相结合的部分，中国资金支持更大；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收集到了大量与教育相关的数据。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来说，足够多的数据是极其重要的。”
国际教育数据挖掘协会主席Mykola Pechenizkiy出席“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并作主题报告。
让教育扶贫更“聪明”
2016年末到2017年初，由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开发的阿尔法狗以“深度学习”闻名。它在中国棋类网站上以“大师”（Master）为注册账号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局无一败绩；2017年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它与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0的总比分获胜。如今，人工智能技术也让教育扶贫更“聪明”。
在很多边远地区，下面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富裕一点的学生家长搬迁到县城，他们的孩子开始在县城的学校上学，剩下的普通学生分散在各个村庄，他们常常需要跋山涉水走到一个乡镇小学读书。这样的学校师资配备不齐，甚至不设英语课、音乐课，这些孩子升入高中以后，跟城市的孩子交流，心里有落差，学习劲头可能会受挫。
在吴晓如看来，即便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观看城市老师的讲课视频，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地参与其中，过一阵子就失去了新鲜感，很难坚持。“人工智能技术介入以后，城市学校的老师在上课时就能带动边远地区学校的学生，虽然不可能兼顾太多，但是在课余辅导上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英语朗读为例，边远地区的孩子做英语口语的练习，人工智能设备自动批改，再将结果反馈给城市学校的老师。这样城市的老师就可以线上指导边远地区的孩子改错，形成一个很好的教和学之间的互动反馈。“教和学之间最终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在这个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对一些优质教育资源的扩散是非常重要的”，吴晓如说。
虚拟教学团队陪孩子读书
吴晓如认为，如果对现在的孩子再完全沿用以前的教育模式，走上社会后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面临的社会早已不是当初的社会。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大，他们都期望有一些技术手段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在人工智能技术极为成熟的时代，孩子们是怎样学习的？
“那时候，孩子们不见得在固定的教室上课，但会有一个专门针对他的虚拟教学团队每时每刻陪伴着他，就像过去的太子读书一样。每个孩子学的知识都该是个性化的，针对他自己的。”吴晓如甚至觉得，未来“年级”这个概念也可能会弱化。“不一定非要分成一年级、二年级……也不一定要将知识分解成语文、数学等多门学科。学生学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毕业，就像考驾照一样。当然，这需要前期有很多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但这样的设想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因为社会教育的变化是最缓慢的，它是一个大的体系的变化”。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认为，科技变革甚至颠覆教学过程，改变师生关系——
“未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将颠覆传统教学过程，促使教师的角色发生转型，教师要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指导者，倡导学生形成新型的学习伙伴关系”。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在“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主题报告中指出，科技变革甚至颠覆教学过程，并改变师生关系。
在“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峰会开幕式与高峰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提出，要应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助推实现教育现代化，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他阐述了AI+教育与教育+AI的不同内涵，并希望社会更关注教育+AI。他建议科技企业聚焦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围绕着解决教育的实际问题，研发新技术，帮助学生、家长、老师和教育管理者减负增效。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而吴晓如也认为，教育+AI很重要。吴晓如常到一些学校调研，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些校长说现在的孩子对父母很冷漠，越来越没有感恩之心。媒体上一些新闻也常常让他触目惊心。
今年6月，山东省淄博市一名初三学生在家门口被同班同学杀害。被害学生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名，行凶的学生是第二名，行凶的原因只是他很长时间没有考到第一名。即便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读懂人的内心，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的”，吴晓如非常明白这一点。
去年，科大讯飞发布人工智能对典型行业替代率的预测，教师被替代率为0.4%，这是极低的概率。教育学家顾明远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教师的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教师职业的对象是青少年，教师不是用什么劳动工具去塑造产品,而是要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高尚品质去塑造一代新人,是用自己的人格去影响学生。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待在家里，成年之后要走上社会生活，他怎么从父母的怀抱慢慢融入社会，正是因为他经过了一段学校的集体生活。”
吴晓如非常赞同这一点，“学校的角色、老师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哪天人工智能替代教师，它教出来的学生岂不像机器一样？人工智能技术只能在整个教育环境里起辅助性作用”。归根结底，是“教育+AI”，而不是“AI+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