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产业调整的契机，正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被赋予重大的战略意义。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目标，意味着传统制造业从依靠劳动力等成本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正朝着智能化、绿色化等方向转变。
在一些进军中国的外企眼中，中国市场劳动力等资源成本优势在减弱，所以出现了媒体报道的部分外企撤离的现象。但在更多外企的眼中，高端制造业领域开启了在华投资新蓝海，中国制造在智能化和数字化等方向提供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制造2025’强化了对外开放的理念，提倡打破行业间的界限。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变革是全球性的，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全球化的。在这方面，外企和中国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王晓明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外企看好中国制造契机
“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制造2025’。我们认为中国的转型方针，是从过去采用廉价的劳动力大量生产同样的产品，开始转向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互联网的融合交流，以此来提升生产效率，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领域跟日立的技术以及开展的工作都密切相关，我们的技术可以用于中国所要发展的这些方面，因此我们今后会继续加大在中国的工作力度。”日立中国总代表、日立制作所执行常务董事小久保宪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小久保宪一介绍，日立集团一直非常重视在中国的业务，致力于通过“社会创新事业”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及产业升级做出积极贡献。截止到2014年度末，日立集团在中国已拥有182家集团企业，正式员工约5万名，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600亿元人民币，占日立集团全球总销售额的12％。
与日立集团同样看好“中国制造2025”契机的还有IBM。据媒体报道，IBM大中华区科技战略合作总经理姜锡岫表示，“在互联网＋时代，科技创新的模式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开放协作成为了最重要的创新模式之一。IBM正在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战略合作项目，将IBM全球领先的核心技术和经验带入中国，与中国电子这样的合作伙伴携手同行。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将能够引领产业创新，在‘中国制造2025’、大数据和分析等产业发展中取得共赢。”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实体经济更加受到重视，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
工业4.0
，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重新成为国家竞争的制高点。同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的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发达国家负责高端制造业，低端制造环节交给劳动力等成本低廉的新兴国家。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使得信息技术和相关行业交叉融合协同创新，这给传统产业带来了变革性的机遇和挑战。”对此，王晓明表示，外企看好“中国制造2025”，是基于这样的世界背景下。
王晓明认为，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所以借全球制造业深度调整的契机，提出“中国制造2025”，将制造业向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向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制造2025”第一次将制造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角度，这区别于传统制造业的战略方向，围绕重要产业领域出台了很多利好政策，2015年公布了46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同时地方也有配套的财税金融政策。
外企搭车需结合自身优势
那么，备受外企关注的“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哪些新机遇？外企具体如何参与到其中呢？日立集团找到了“社会协创”这样一个解决方式。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的工厂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中国也面临一些问题，在‘中国制造2025’之中也有所涉及，具体来说，一个是更好的节能，与可持续的制造相关，称之为‘绿色制造’，还有一个IT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实现智能制造，提升制造的效率，这两个方面也是我们今后在中国开展研发的重点所在。”日立公司执行役常务CTO兼研究开发集团长小岛启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日立的研究开发部门成立了“社会创新协创统括本部”，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共设有四个协创中心。
王晓明建议，外企进驻中国要根据自身情况，寻求和中国的最佳结合点，借助此来寻找公司的发展战略。在这方面，日、德、美的企业各有优势，美国在信息、网络、数据、智能化等方面优势明显，IBM、通用等集团也在往此方向转型；日本企业在精密生产和企业管理方面具有优势，比如半导体芯片、显示器传感器等基础零部件的精细加工；德国特征更加明显，主要优势体现在生产层面，德国有非常强的制造和加工能力。软件和硬件达到了最佳匹配的阶段，向信息化和制造业最佳结合阶段抢占战略制高点。
“其实，我们的想法并不仅仅是在中国开展制造、销售和提供服务，我们还要在中国实现研发的本土化，以此来打造一个包括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在内的全价值链，以此推动在华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在中国研发的作用也应该加以改变，做法也应该加以改变，研发工作不应仅仅局限在研究所里开展，而应该更加深入地走进客户，和客户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存在怎样的困难，实现一种课题解决指向的变化，现在已经对我们研发方向进行了调整。”小久保宪一表示。
此外，王晓明表示，中国有制造业方面的需求，更多的应该是战略导向、问题导向，考虑到中国制造业的现实情况，现在中国处在转型阶段，制造业处在整体承受压力的环境。要这些企业往信息化、智能化方面改造投入，就要考虑到现实问题，找到合适的模式平衡投资和收益，才能让外资内资的合作更加顺畅。
“这需要政府在标准的设定、数据安全的监管以及政策方面发挥作用。比如中德软件和硬件的制造标准需要有一致性才能降低合作成本。涉及到消费者层面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需要在合作中更好地处理。”王晓明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