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竞争来自于处于技术创新前沿、具有明显人力资本优势的发达国家。因为按照预期,机器人的发展及其成本的降低,将迅速消除任何国家享有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缩小国家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换句话说,是科技创新能力和劳动力素质,而不是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决定未来的制造业配置版图。
同样在35岁这个年龄段上,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美国(14.2年)的差距,与高出印度的幅度是一样的。所以,中国面临的挑战,归根结底不是那些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夺得就业岗位,而是面临着人力资本积累与机器人技术的赛跑。能否赢得这场竞赛,取决于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
教育与培训应该从技能、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方面全面培养人力资本,因而需要了解各自的教育规律和经济学含义。
大量研究结果和共识表明,在教育必须培养的这三种能力中,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的技能培养,具有私人回报率最高、社会回报率相对低,以及市场外部性相对小的特点;与之相比,普通学校教育培养的认知能力,社会回报率提高,外部性增大,私人回报率相对降低;而主要靠儿童早期发展和学前教育培养的非认知能力,则具有最高的社会回报率、最显著的外部性、相对小的私人回报率。
因此,经济学家按照社会回报率或外部性排列,得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这样的顺序。毋庸置疑,教育和培训体制改革应充分考虑这些规律,政府投入的优先序也应据此排列。
填补养老金缺口与延迟退休年龄
老龄化是世界范围现象,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时面临着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性和劳动力短缺的双重挑战。
中国老龄化速度几乎是世界上最快的,而且将在2035年之前处于加速老龄化时期。根据联合国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3亿,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13.5%,2020年老年人口及其比重分别提高到2.67亿和18.9%。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2035年两者分别为4.42亿和30.8%。
事实上,虽然人口变化趋势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但是,人口预测也是经常调整的,特别是当生育率发生变化时。迄今为止,导致联合国对中国人口预测进行调整的影响因素通常是生育率的下调,而随着生育政策调整,特别是普遍两孩政策的实施,今后生育率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因此,未来老龄化程度或可预期略有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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