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航指出，腾讯掌握的用户信息，在网络营销推广方面会比较有效，但这些数据对金融信用的验证则不那么有用。事实上，利用社交数据来验证金融信用，在美国也只是刚刚起步。郭宇航在与一些美国同行交流的时候，对方称社交数据对于验证欺诈有一定的作用，但在信用评级方面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一个明显例子是，美国最大的P2P平台Lending club，曾尝试通过用户在Facebook上的表现来确定其信用度，结果遭遇惨痛的滑铁卢。之后，Lending club转而向美国征信局这一传统机构获得数据，平台上的坏账率随之下降了许多。
“阿里掌握大量的交易信息，对个人信用还有一定价值。而那些浏览行为、在线时长、活跃度等，一定是非主流的数据。”郭宇航称。正因为此，点融网目前的风控人员大多是传统银行业出身，用的也是传统的风险检验标准。
这种情况下， 互联网 企业出具的信用报告，很多时候对商业机构只能起到较小的辅助作用。拍拍贷CEO张俊此前向记者称，芝麻信用曾来洽谈征信方面的合作事宜，但拍拍贷在验证芝麻信用的模型后，发现其准确度并不高。
张俊解释说，数据里缺乏用户的违约数据，即没有用户真实的贷款记录，因此其模型的精准度大约只有拍拍贷的70%左右。在拍拍贷的风控模型里，用户的社交数据大约只占8%到9%的权重，消费数据的权重也不到10%。相比之下，用户的还款记录、还款行为占到50%到60%的权重。
抵押类P2P企业速贷邦总经理万剑钧告诉记者，作为信用报告的需求方，他最看重的信息是用户之前在民间借贷行为中的不良率和违约率。这一信息是央行征信报告中所不具备的。
“对我们来说， 互联网 企业出具的征信报告可以作为传统征信报告的一种补充，提供过去涉及不到的信息。”万剑钧称，“但 互联网 征信报告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竞争力，有实打实的评估，而不是去粉饰一些内容。”
他指出，像蚂蚁金服试运行的消费信贷产品“花呗”，以及“京东白条”等产品可以捕捉到一些用户的违约情况，但前期用户不足，运行时间也较短。一段时间后，它们或许能提供有价值的个人信用信息。相比之下，那些和社交、娱乐相关的数据与金融就不大相关。“我以后会试着用一下 互联网 公司出具的报告，再决定是全用，还是部分用，还是增加哪部分数据的比重。”万剑钧表示。
合作的困境
除了缺乏金融数据外，纯线上采集数据同样有着无法回避的劣势。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实地探访，没有线下的审核机制把关，单凭身份证和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哪个银行或金融机构敢放几百上千万的贷款呢?
众所周知，2014年初，阿里和腾讯都曾计划与中信银行合作发行网络信用卡，但之后被央行叫停。其中，支付宝计划的授信额度是200起步，没有上限;而腾讯打算推出的“微信信用卡”，额度分为三个档次：50元、200元和1000-5000元。
不难发现，网络信用卡的信用额度非常低，原因之一，就是机构无法在授信前对用户的风险系数进行详细、完整、全面的追踪和评估。换言之，仅仅拥有网上数据远远不够。
对此，蚂蚁金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芝麻信用可以与外部机构合作，获取线下数据，或由用户主动提供线下数据，以此丰富数据的种类。
在此基础上，芝麻信用的数据偏交易，而腾讯的数据偏社交，其他的6家机构也各有特点。而要让不同企业之间互相合作，打通数据，似乎又很难做到。
“事实上，美国的三大征信机构都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且互相之间有合作。但在中国，数据的共享和交换并不现实。”郭宇航指出，“这是因为，考虑到腾讯和阿里的背景，你很难把它们的征信机构当做一个独立的公允的平台。”
进一步说，腾讯和阿里“什么都做”，在征信之外有其庞大的主体业务。一旦其他的业务与征信业务产生冲突，外部合作就变得十分艰难。举例来说，新浪微博虽已式微，但仍拥有大量的用户行为数据。然而，考虑到阿里第二大股东的身份，新浪微博或许很难和其他征信机构合作。
另一种情况是，假使芝麻信用和腾讯征信与外部的商业机构合作，但外部商业机构与阿里、腾讯旗下的其他业务正好是竞争对手的关系，那么阿里、腾讯又如何平衡好内部的关系呢?外部第三方机构，又如何愿意将核心数据提供给芝麻信用与腾讯征信呢?
而阿里和腾讯本身，对另一方出具的数据报告也可能难以认可。此前，淘宝屏蔽了微信链接，微信又屏蔽了快的红包，之后新浪微博又禁推微信公众号。如此简单粗暴的竞争，不断地上演着。尽管各家企业都高呼“平台性思维”，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在 互联网 征信领域的商战又会再次上演。
而腾讯征信、芝麻信用出具的征信报告，短期内也很难在更多外部的应用场景中占到主流地位，往往只能在腾讯、阿里各自的体系内发挥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