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会带来多少道德难题？

　　马斯克还向位于马塞诸塞州剑桥的未来生活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捐赠了1000万美元。该所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在社会和伦理层面的影响。

　　该所的使命宣言是这么说的：“技术正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潜能，让他们绽放才华……或者自我毁灭。让我们来扭转乾坤吧。”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在自动驾驶汽车中植入“伦理弹性”？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人类驾驶员在评判不同情景的伦理时具有无限的灵活性——比如，违反“不得超车”规则，以便让骑自行车的人享有更大路面空间。但是，我们应当对自动驾驶汽车如何编程，使其在遇到真正危机时做出正确反应？我们应当为车主提供可调整的伦理设置吗？

　　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的首席执行官蔡澈（Dieter Zetsche）问道，“如果一场事故真的无法避免，而唯一选择是撞上一辆小汽车还是一辆大卡车、驶入沟渠还是撞上一堵墙，或者冒险沿边擦过推着婴儿车的妈妈还是80岁的老奶奶时”，自动驾驶汽车应该怎么做？

　　自2012年以来，戴姆勒和奔驰基金会（Daimler and Benz Foundation）已支出逾150万欧元，支持一个由20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研究自动驾驶的社会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伦理难题。

　　这样的问题以前是道德哲学家研究的领域，比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 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曾经探讨的课题：“谋杀会是合理的吗？” 但现在，公司董事们和车主或许日益发现，自己不得不辩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又称效用主义）的利弊。

　　医疗领域的进步也带来新的难题。我们应当禁止普通用户服用增强认知能力的药物吗？神经学家芭芭拉？萨哈金（Barbara Sahakian）和杰米？尼科尔？拉布泽塔（Jamie Nicole LaBuzetta）在《Bad Moves》一书中，特别提到了使用“聪明药”提升学习成绩的道德挑战。

　　他们问道，为何我们对那些服用类固醇以便在奥运会比赛中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的看法那么差，却忽视了那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服用“聪明药”提高成绩的行为？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学生已向当局施压，要求修改该校的学术诚信政策，把“未经授权服用处方药”视为作弊。但似乎很少有其他大学或雇主考虑过这一难题。

　　“这些药物潜在可能使社会发生戏剧性的、意想不到的变化，”萨哈金和拉布泽塔在他们的书中写道，“现在是时候对这些‘聪明药’涉及的道德问题以及它们应当在未来社会扮演什么角色进行理性的讨论和辩论了，”他们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