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工作是可以自动化的，但由于廉价劳动力供应充足，自动化尚不划算，”该报告表示。
此外，这份题为《Technology At Work v2.0》的报告主张，自动化的崛起和3D打印等技术的发展，将鼓励企业把制造业务迁回本国。
该报告声称已看到了这一趋势的初步迹象，全球供应链碎片化的速度开始放缓，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逆转。报告称，2011年，菲律宾、中国和马来西亚为了出口制成品而在国内市场采购的投入品比例高于2005年。
尽管如此，报告作者主张，北美将成为这一回迁趋势的大赢家。作为之前离岸外包浪潮的主要受益者，新兴市场将成为显而易见的输家。
这一点，加上制造业的效率越来越高，劳动密集度随之降低，都令人担忧许多发展中国家将遭遇“过早去工业化”。
如图表二所示，在西方，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量的份额在大约25%至30%时达到顶峰（大致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以不变的2005年美元价值衡量）为1.1万至2.1万美元。
图二
对比之下，该报告表示，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在15%时就达到顶点，而当时两国的人均GDP（衡量标准同上）分别为不到5000美元（巴西）和不到1000美元（印度）。
亚洲其他多个经济体也在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的时候达到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的顶峰，而“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制造业产出占比在过去25年里持续下降”，而就业人数占比仅为6%。
弗雷表示，更糟糕的是，尽管发展中国家可能比富裕国家更晚感受到自动化的全面冲击，“但在那些消费者需求非常低和社会保障网络不健全的国家，这种冲击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效果。”
在那些仍有大量小规模农户的新兴国家，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到资本密集型生产的转型会产生问题，尤其是因为农业本身容易提高自动化程度。
“仅仅把工人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未必是通往繁荣之路。在中国，使用一台机器人的投资回收期已缩短到2年。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发现，”弗雷表示。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印度和中国面临自动化“高度风险”的工作岗位比例分别为69%和77%，远远高于美国的47%和发达国家云集的经合组织（OECD）的57%。
图三
如图表三所示，作者们认为，人均GDP的低水平与面临自动化风险的工作岗位比例之间存在明显关联，埃塞俄比亚是被分析的国家中风险敞口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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