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尚未变成人 而人却变成了机器

《我们》的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飞船建造师Д-503在国家的号令下过着循规蹈矩的幸福生活。这个“大一统国”建立在两百年大战之后，被认为是人类理性发展到完美境地后建立的永恒之国。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们”看来，美学就是数学公式，理性代表了永恒的幸福。“哪里的幸福也不会比这个奇妙世界的幸福更明智、更清朗。”因为这个世界是严格按照科学理性的规则来运行的，居于其中的人成了数字号码，成了服从统一管理的、没有差别的机器。“乘法表比古代的上帝更明智、更绝对，因为它从不犯错误。按照乘法表严整、恒定的法则生活着的数字，是无比幸福的，既没有彷徨，也没有困惑。真理只有一个，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这不就是那些讴歌科学压倒一切、理性至上的人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吗？在这里，理性获得了绝对专制地位。Д-503曾一度偏离了理性轨道，在接受了脑部手术、重回“正轨”之后，他以“理性必胜”来结束他的叙述。他庆幸自己的得救，读者则要为他的悲剧命运而掩卷叹息。

当扎米亚京以他的丰富想象虚构和讽刺乌托邦时，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也是在一个科技落后于欧洲列强的边缘国家，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站在西方思想史的角度上对乌托邦主义提出明确的批判。在发表于1923年的《我们时代的主题》一书中，奥尔特加指出，现代欧洲人对一个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文化顶礼膜拜，从而迷失了方向，真实的人生体验被理性蒙蔽了；纯粹理性意味着勾勒一个几何学形状的世界，意味着绝对真理，当纯粹理性与政治相结合时，就成了革命，而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乌托邦——一个由绝对理性统辖的国度。

值得一提的是，扎米亚京正是在苏维埃革命的大潮中创作《我们》的。他是造船工程师出身——标准“工科男”，也亲身参加过反对沙皇的革命，在小说中，揭开各种科幻元素的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技术理性和革命的反思，这些反思和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不谋而合的。“大一统国”是建立在一个号称结束一切革命的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它的永恒存在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在奥尔特加那里，纯粹理性与历史—人生正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