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会迎来大规模“机器换人”潮？
东莞“机器换人”，富士康
机器人
上岗……如今，用机器人替代生产线上从事简单、重复、高强度劳动的工人正在成为现实，不过，专家认为大规模的替代短期不会发生。
“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沈阳
新松机器人
自动化股份公司总裁曲道奎在23日北京举行的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说，“机器人将改变我们的制造模式”。
时下，这一改变正在发生。在人口红利渐失，制造业成本飙升的压力下，采用机器人降低成本已经成为不少企业的选择。
富士康，著名的手机贴牌生产工作，吸引了大量年轻打工者从事组装工作，数年前也因加班强度大引发的十余起跳楼事件而受到关注。
2011年，富士康启动机器换人计划，当年，机器人达到1万台。到目前，大约部署了5万台机器人。24小时不停工的机器人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最近有消息传出，富士康将与谷歌携手制造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
在中国的
应用
面呈扩大趋势，已由汽车、电子两大传统领域，向橡胶塑料、军工、航空制造、食品工业、医药设备、金属制品等领域快速扩展。
国际机器人联盟主席ArturoBaroncelli在大会上说，中国是应用机器人最高的国家，全球23万个机器人中有56%在中国使用，其次是日本、美国、韩国。
今年三月，广东发布工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被认为是全面推进“机器换人”战略。东莞本月份发布机器人支持政策，连续三年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企业最高可获得120万元人民币的贴息额度。
“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机器换人’主要是市场驱动的”，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秘书长徐晓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第一类使用机器人的企业主要是生产环境恶劣的企业，替代粉尘、有毒气体、危险、狭小空间等岗位，这样的企业很难招到员工；第二类是劳动强度高，精密度高，大批量生产，利润率低的企业，如富士康就是这样的企业。
徐晓兰表示，由于机器人可以全天候生产，而且生产精度高，坏品率大幅降低，这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适应了工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记者从多家机器人厂商处了解到，售价为三十余万元人民币的机器人投入使用后，通常几年的时间就可收回成本。
徐晓兰说，从长期看，机器人的成本一定是低于人工，不过机器人现在替代的多是简单、重复的劳动，对人的替代有限，目前阶段并不能广泛替代人工。在人机协同、智能控制等方面，机器人技术还没有获得突破，也制约了其应用范围。
曲道奎也表示，机器人现在只能在结构工作环境下做程序化、规定性动作，真正需要灵巧性、或者在需要变通的环境，机器人无能为力。此外，从安全性考虑，机器人和人类现在不能协同工作，机器人工作必须在一个笼子里围着，由于安全性限制又把很大一类工作排除在外。而造成这些无能为力的原因，主要是技术问题。
尽管技术尚有待突破，机器换人将对中国制造业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机械处处长王建宇说，机器换人会减少对简单劳动的需求，但同时，机器人操作、维护、设计、生产等岗位则扩大了劳动力需求，整个劳动力正在发生结构变化。
“机器换人”能否带动“中国智造”转型升级
在德国宝马汽车集团的宣传片中，自动体、一体化和智能化的生产流程，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制造强国智能技术的强大。反观国内，我们虽然顶着“世界工厂”的帽子，却大而不强，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已然迫在眉睫。以珠三角为例，贴牌生产的代加工厂林立，依托于低劳动成本的小加工厂形成集群效应，长期是珠三角尤其东莞市制造产业的特点。
但是，在人口红利消失、制造成本不断增长而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代加工厂已然难以为继，要么纷纷转至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要么就只有选择关门倒闭。针对有媒体报道广东特别是东莞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出现一股企业“倒闭潮”，东莞市长袁宝成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东莞没有出现“倒闭潮”。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根据自身实际不论作出增资扩产还是产能转移的行为都是正常现象，少数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
不过，诺基亚东莞工厂等一批企业的倒闭，给传统制造产业占比较重的东莞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那些“只赚一毛钱”的手机代加工厂，自然已经难以为继。这一情况在长三角等诸多地方同样存在。那么，这些地方如何实现有效突围？“机器换人”无疑是最有效的路径，也是最优的选择手段。“机器换人”不是简单的人工替代和智能转换，而是生产流程的全面升级、生产工艺的全面优化、用工结构的全面调整，是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以及新型产业的迅速崛起。
人口红利消失、生产能力过剩，竞争的扁平化重复，是东莞制造产业面临的形势。要么选择在逆境中求变生存，要么就是在亏损中破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实行“机器换人”方可实现凤凰涅槃。不过，“机器换人”显然不是为换而换，也不是简单“做减法”——这边机器人上阵，那边用工就自动减少，这是一个体系化的建设过程，尤其需要一系列的支持系统作为后台。如果把整个东莞的自动化升级作为一个大的平台，那么其支撑系统是什么，由什么来进行内部操控，软硬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匹配？解决了这些关键问题和环节，“机器换人”的战略才能得到顺利实施。
从“机器换人”所需要的资本，到技术市场所能提供的技术方案、服务方案，抑或是人才市场所能提供的技术工人，这些都需要得到系统化的构建。政府的主导与力推当然是好事，用公共财政和政策红利发挥杠杆的作用，也确实能起到助推的作用。然而，升级的动力还需要“市场的决定作用”，后续的支撑体系也需要靠市场的自我完善和培育。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政府的有效引导之下，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如何有效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让“机器换人”不仅有数量上的提升，还有质量上的体现，都是东莞“机器换人”战略能否走得又好又快所面对的压力。
尤其在长期的路径依赖下，打破思维和行为定势，大力推行改良和改革的难度相当不小。“机器换人”是产能升级的“东莞路径”，这是一条无可回避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突围的当务之急。现在，“换不换”的共识早已形成，但“如何换”的实现方式，“怎么样”的结果验证，都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安排与设计。目前，“机器换人”的动力和主导仍依托“政府一级”，如何让其向市场过渡，让市场的各种资源与要素都积极参与，让资源、人力、技术和理念都全面跟进，需要通过“东莞尝试”去打造成一个“中国智造”样本。
【启示与思考】
别说产业升级，就是作为个案的企业调整，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变局总是难免。东莞稍稍转身，或者长三角珠三角率先转型，要做到无风险、无成本，现实难度很大。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东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其他城市数倍于东莞的土地资源优势，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和自贸区的“磁吸效应”，制造订单的“去中国化”趋势等，都将是东莞“成长中的烦恼”。面对“用工荒”等困局，东莞主动选择了“机器换人”。可以预估的是，这也将是更多劳动密集型城市接下来转身的必选路径。
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可依然有疑问：机器换了人，人往哪儿去？
悲观主义者认为，换人之后，“打工者就像流通不出去的货币”。由于企业倒闭或换机器而“剩余”的劳动力，确实会遭遇一时迷茫期，职业没了，保障没了，生存也成了问题。但是，不管怎样的人工智能，都需要人来控制，在精度等问题上还需要人来校准。更重要的，在于下述两个层面：一是分工精细化，能部分解决制造专业化带来的岗位问题。就像一部手机，生产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少，但它从贴膜到移动电源等环节，周边产品与服务却越来越丰富。制造业原有环节需要的人，肯定会日趋减少，制造业的链条却在精细化的趋势中延伸并拉长。二是伴随着实体经济转型，劳动技能培养的转型，也可以相得益彰。比如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鼓励创新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人与市场更近一点，就不怕岗位太空悬。
“机器换人”开始了，劳动者倒无须太过悲观。因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终结，劳动力越来越昂贵、越来越稀缺。公共服务部门须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帮他们找到“心若在梦就在”的归处。把就业上的结构性问题解决好了，“机器换人”的就业阵痛并不会如金融危机年代那么复杂、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