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凡事都是“说易行难”。现有机器翻译的主流思路，分为“符号进路”与“统计进路”两种。很可惜，这两种进路都无法忠实地落实关于“飞跃与抵达”的翻译经验谈。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最近不幸因病医治无效而辞世。我不是学习英语专业的，但因为关心与机器翻译相关的 人工智能 哲学问题，故而平素也较为留意陆先生发表的一些真知灼见。
陆先生于2015年发表过一篇讨论翻译技巧的短文。文中指出，翻译要讲求做到“飞跃”与“抵达”，即飞跃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隔阂，准确抵达目标语言中相应文化气场中的那个“着陆点”。因为不同的待译文本具有各自的文化气场，所以译者就需要根据语境的变化机敏地选择最恰当的“飞跃路线”，在译文生成过程的终端实现最顺当的“文化软着陆”。
陆先生举过一个案例，来说明这种“飞跃”与“抵达”。某出版社曾咨询陆先生，如何为一篇题目为《租界》的中文小说，安上一个妥贴的英文标题。直译当然是“The Concession”，但陆先生读完小说发现，作者说的是发生在旧上海法租界的故事，所以就译为了“IntheFrenchConcession”，并用“in”强调了租界本身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所，而非小说的真正描述对象。尔后，出版社又改了主意，觉得题目应当换成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即“中国排骨”。这又怎么译成英文呢？陆先生觉得，若直接译为“Chineseribs”，洋人肯定会误认为这是菜谱，而“排骨”在汉语语境中所具有的“纤弱秀气”意思就全丢净了。或许其意思更接近于“BonyGreen Knight”吧，但此词带有中世纪色彩，放置到小资味浓郁的上海租界语境中，有点关公战秦琼的违和感了；翻译为“BonyShe-Man”则脂粉气过浓。根据陆先生的描述，他就像直升机一样在作为对象语言的英语领地上空盘旋，为寻找一处最佳的着陆点而费心烦神。
可见，面对此类高度复杂的翻译任务，译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心智努力才有可能呈现信、达、雅的译作。其间的脑力付出，有时甚会至远远超出用母语进行思想原创。面对如此艰巨的脑力任务，做 人工智能 研究的工程师或许会“想入非非”：倘若能够根据陆先生的翻译精神编制一种程序，让机器自动进行文本翻译，该有多好啊？
